王健林再聊房价：现在200万的房子，到2031年能值多少？说通透了

王健林虽然不做地产了，但他对楼市的判断，一直没失效。这个曾经喊出"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人，后来用637亿卖掉重资产，彻底退出地产开发——判断在前，行动在后。 把他三十年的观点串起来，核心就四句话：供需决定方向，人口决定分化，周期决定节奏，现金流决定生死。用这四把尺子量一量：现在200万的房子，到2031年还能值多少？ 答案得先从房价涨上来的那段历史说起。 此前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以及恒大等大型开发商的问题曾引发大量讨论。 外界的关注后来逐渐降温，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预测的那种急性危机始终没有出现。但中国房地产市场此后并未真正复苏，房价仍在持续缓慢下行。 先回顾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是如何开始的。简单来说，其根源在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史无前例的城镇化浪潮。 这些改革带来了城市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数亿中国人为了工作和富裕生活迁入城市。这一城镇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居住在城市的中国人比例从1980年的约20%上升到近70%，每年约有2000万人迁入城市，这意味着每6个月就必须建成一个相当于伦敦规模的新城市区域。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新增住房需求。 开发商以最快的速度建房，但由于城镇化速度实在太快，供给始终无法匹配需求，房价随之开始上涨。在1980年至2005年的25年间，房价中位数上涨至原来的五倍，中国大城市的涨幅更为陡峭。 在房价连年上涨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价格会永远涨下去，购房者和开发商都为此背上越来越多的债务。开发商大举借债建设越来越多的房子，购房者则申请越来越大额的按揭贷款。 这不出意料地催生了泡沫：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达到工资中位数的40倍，为全球最高。房地产估计占到中国家庭全部财富的75%（英国的可比数字约为35%），并占到全部经济活动的20%至30%。 为了提前应对风险，2020年8月出台了所谓的"三道红线"，实质上限制了中国开发商可以承担的债务规模。这给一些杠杆过高的开发商带来了实际困难，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恒大，它们突然必须开始偿还债务。 由于明确表示不会容忍房价不断上涨，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也受到削弱，房价随之下跌。后来，当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更广泛的中国经济都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崩溃"之后，这一话题的热度逐渐消退。 根据肯尼思·罗格夫与杨元辰发表于布鲁金斯学会的论文，在恒大事件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房价一直以相当稳定的速度下跌，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接近四年，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下跌时间更长。 随着中国的下行周期拉长，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危机的相似之处越来越难以忽视。作为背景，在80年代的巨大繁荣之后，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日本房地产市场崩塌，住宅价格下跌50%，商业地产价格下跌约85%。 根据上述论文，在各自危机的头四年里，中国和日本的住宅价格相对危机前的峰值都下跌了约20%。不过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的房地产问题拖累了经济的其他部分。 日本主要股指日经225下跌约75%，日本的增长率从80年代的约5%降至90年代的1%左右。今天的共识是，这是因为日本经历了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 换句话说，在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上涨时，日本家庭和企业背负了过多债务。因此当资产价格下跌时，这些家庭和企业的反应是集中精力偿还债务，也就是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这在个体层面或许是合理的——例如，如果自己房子的价格大幅下跌，集中精力还清按揭以降低破产风险是合理的；但如果经济中所有人同时开始这样做，经济就会陷入停滞。乍看之下，中国似乎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毕竟与9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房产上。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与9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持续保持了可观的增长数据，GDP增速稳定在约5%。中国股市的表现也好于预期。 在2021年至2024年的下跌之后，中国主要股市上证综指目前处于历史高位。那么，中国是如何避免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 大致来说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尽管房地产下行影响了国内的消费者信心，中国经济得以通过更多依赖外部需求来抵消这一影响，也就是增加出口。 这也是为什么在房地产下行之后的这些年里，中国的出口持续增加，而进口基本走平，从而带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第二，中国能够通过把资金从房地产部门直接转向制造业来应对房地产的放缓。 这可能反映出国家对银行体系仍保持显著的控制力，银行被引导投向制造业，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方向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房地产下行导致了更广泛的信心下滑，在缺乏国家引导与担保的情况下，日本的银行不愿重启放贷，日本企业也不愿承担新的债务。 把这段长周期放回王健林的四把尺子里，答案就清晰了。先看供需。 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数据显示，2026年1—9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3.40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4.9%；9月末新建商品房待售